贺兰砚是汉族传统手工艺品。产于宁夏蓝宝,原材料为贺兰石。贺兰石结构均匀,质地细腻,刚柔相宜,是一种十分难得的石料。用其刻制的贺兰砚,具有发墨、存墨、护毫、耐用的优点。
构成贺兰石的矿物非常微细,只有头发丝的几十分之一,而相互聚结又特别紧密。就在这般细腻基底上,均匀散布着许多比较坚硬的石英粉和铁矿物微粒,它们恰似在贺兰石中嵌入了“硬质合金”。
贺兰砚发墨迅速,不郁结,又耐用,带盖的贺兰砚如同密封器一般,素有“存墨过三天”之誉。与天下第一的端石齐名。这一优点深受书法家、画家的喜爱。
与全国其他名砚相比,贺兰砚具有立体感强、生动粗犷的特点。遗憾的是,多年来贺兰砚囿于传统的雕刻风格和表现题材,没有较大的改变和创新。在宁夏博物馆、西塔文化市场上看到的贺兰砚,非“龙”即“凤”,还有葡萄砚、葫芦砚、寿桃砚等几类,其他题材的不多,有雷同之感。但也有例外,在银川市新华西街“逸神馆”陈设的砚台,就给人视觉一新的感受。该店贺兰砚采用清秀、细腻的浅浮雕技法,画面突出意境和情趣。如一砚名为“松下论道”,画里的3位古代文人在一棵古松下或坐或卧,一边品茶一边在谈论什么,其间透着令人向往的闲适、淡泊之气;一砚名为“二牛戏水”,画以墨池为荷塘,其间只露出两头水牛弯弯的牛角和脊背......这些典雅、富有文化韵味的砚台,显然更富有欣赏价值。
砚台前身
贺兰石究竟何时登上石刻舞台的,众说不一。最早的一种传说跟“蒙恬制笔”联系上了。蒙恬是秦始皇的一员战将,曾率兵十万屯恳于宁夏等地的黄河两岸。蒙恬“以柘木为管,鹿皮为柱,羊皮为被”,制造了被后人称谓的“秦笔”、“苍毫”。既然蒙恬所处的时代有了笔,与其配套的砚似乎也应当出现,因此便联系上了贺兰石,但是,这一传说,并无史料记载。
最早见有贺兰石及其刻砚记载的,可能要推《宁夏府志》了。在其“地理山川”一节里有这样的描叙:“笔架山在贺兰山小滚钟口,三峰矗立,宛如笔架,下出紫石可为砚,俗呼贺兰端。”
贺兰石乃宁夏五宝之一,它生长于贺兰山,因此得名。贺兰石呈天然褐紫、豆绿两色相互掩映,对比十分强烈,还常伴有玉带、云纹、眉子、银线、石眼、绿豆点等不可多得的天然特色陪衬。用贺兰石雕刻成一方砚台或摆件,通过雕刻艺术家巧妙的构思、制作,就会成为一幅非常俏丽独特的艺术品。从实用价值上来讲,贺兰石质地营润,纹理细而不滑,抚之如同小儿肌肤,和之似玉馨,质坚而不硬,易于刀刻,用它雕刻的砚台具有呵气见水,易发墨而不损毫,余墨加盖而多日不干不霉且保持墨色的特点,这就是贺兰石砚名贵之所在。
从贺兰石雕刻成贺兰砚,要经过八道工序。艺人们面对一块贺兰石石料,观其质,量其彩,反复构思推敲,方才下刀。先顺理走刀,粗凿重刻,根据所绘纹样或浮或镂,俏出轮廓层理,然后再精雕细琢,挥艺传神,刀毕功就,砚成方休。一方佳砚,艺人们往往要呕心沥血数月、以至年余。
解放前,已经奄奄一息的贺兰石刻,随着银川古城的解放,重见光明。经过推陈出新,不仅雕刻内容和形式有了新的飞跃,而且技艺也日益纯熟,显示了相当高的艺术造诣。近几年来,贺兰石推陈出新,雕刻内容和形式有了新的飞跃,无论是“太白醉酒”、“赤壁怀古”、“松鹤延年”,还是“北斗七星”、“飞天乐伎”、“丹凤朝阳”……都栩栩如生,巧夺天工,显示了相当高的艺术造诣。以贺兰石雕制的大幅竖屏,陈列于北京人民大会堂中,成为贺兰石雕艺术的很大荣誉。
贺兰石工艺制品,作为中国人民的友谊使者,博得了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欢迎。
美誉
清末,流传着“一端二歙三贺兰”的说法。说明贺兰砚在我国源远流长的制砚工艺中有了一定的地位。它已与天下第一的端石齐名了。
一九六三年董必武副主席曾赞誉:
色如端石微深紫,
纹似金星细入肌。
配在文房成四宝,
磨而不磷性相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