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苹果

烟台市是我国苹果种植最早的地区，也是苹果栽种面积最大，产量最多的地区。烟台苹果，品种优良，风味独具，很受人们喜爱，被誉为胶东水果家族的“皇后”。烟台苹果甜脆可口，富于营养，除了含有丰富的糖外，还含有苹果酸、胡萝卜素、抗坏血酸以及钙、铁、锌等多种人体健康所必需的物质。所以，它倍受营养学家的青睐。

烟台苹果的营养很丰富，它含有多种维生素和酸类物质。1个苹果中含有类黄酮约30毫克以上，苹果中含有15%的碳水化合物及果胶，维生素A、C、E及钾和抗氧化剂等含量也很丰富。1个苹果(154g)膳食纤维5g，钾170mg，钙10mg，碳水化合物22g，磷10mg，Vc7.8g，Vb7.8g。苹果中的含钙量比一般水果丰富多，有助于代谢掉体内多余盐分。苹果酸可代谢热量，防止下半身肥胖。至于可溶性纤维果胶，可解决便秘。果胶还能促进胃肠道中的铅、汞、锰的排放，调节机体血糖水平，预防血糖的骤升骤降。

烟台苹果个大、果形正，色泽鲜艳江润，外表光滑细腻，口味酸甜适口，咬一口细脆津纯，清香蜜味，且果肉硬度大，纤维少，质地细，果汁含量在89%以上，糖份含量高，总糖量16.4%，铁、锌、锰、钙等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含量丰富，氨基酸含量较高，经常食用，可起到帮助消化、养颜润肤的独特作用。烟台苹果有“水果皇后”美誉，受到许多人的喜爱！

烟台自古有苹果。明代以前叫作“奈”，明代以后称为“苹果”，不过那时的苹果口味实在不敢恭维，果肉绵，果汁少，所以又称绵苹果。苹果花改写历史的时刻出现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据史料记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在毓璜顶东南（今北海宾馆对面）的一片山坡上，出现了一座果园，果园的正门上方高悬着一块匾额，匾额上用中英两种文字书写着：广兴果园。果园的主人是来自美国的牧师倪维思。倪维思夫妇1871年自美国返回烟台时，这位爱好园艺的牧师从他的家乡纽约州带来了十几种西洋苹果树苗，这对美国夫妇是为了在异国他乡仍能尝到家乡的水果，还是遵从上帝的旨意造福人间，不得而知，但是，烟台乃至中国大地上从此开始了西洋苹果与本地苹果嫁接的历史却是不争的事实。数年后，大约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倪维思夫妇带来的苹果苗结出了与本地苹果迥然不同的果实，这种苹果个儿大，皮儿薄，汁儿多，瓤儿脆，酸甜可口。于是，便不断有当地百姓通过各种途径取得西洋苹果的枝条，与当地的绵苹果嫁接，很快，在当时的芝罘西沙旺、南山一带便出现了蔚为壮观的苹果园。二十世纪初，经常到烟台出售农副产品的福山县绍瑞口村的青年农民唐殿功，当他经过广兴果园，看到果园里那与众不同的苹果时，便产生了将洋苹果嫁接到自家果园的想法。一次，在经过果园时，他趁看园人不注意，便剪下几根枝条，回村后嫁接到自家的果园里，三年后结出了甜美的果实，这便是后来闻名遐迩的烟台青香蕉苹果。唐殿功又将自家果园的枝条剪下送于乡亲们嫁接栽培。自此，青香蕉便在绍瑞口村一带繁衍开来，并一度成为烟台苹果的主打品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至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这段相对和平的时期，是烟台苹果的第一个鼎盛期。据国立北京大学农学院教授唐荃生、技师吴瑞之1939年撰写的《山东烟台青岛威海卫果树园艺调查报告》所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每逢农历三、八两日，各地果农将水果（主要是苹果）由产地人挑、畜驮运至烟台奇山所城内进行果品交易，当时，烟台街上收购果品的商行、货栈就有三十七家。烟台苹果在这里集中后，通过陆路运往省内各地，通过水路———这条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南下、北上，并经香港转销至菲律宾的吕宋等地。

据1951年福山县的果树资源调查资料记载：“抗日战争前的福山县苹果达176万余株，年产736万余斤。”烟台苹果就是从那时起，开始走出烟台，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战争是毁灭一切优秀成果的机器。接下来的八年抗战，在日寇铁蹄的践踏下，烟台苹果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还以福山县为例，到1945年，“全县仅剩苹果五千亩，二十五万株，水果总产仅为战前水果总产的百分之十二点四。”新中国的诞生为烟台苹果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土地主人的果农们在自己的果园里重新栽下希望的树苗。1953年秋天，福山县绍瑞口村果农、县劳动模范张成瑞在自己的1.83亩苹果园里创出了亩产一万多斤的高产。在欢庆丰收的日子里，他和本村果农、县劳模陈培田共同商定，各自精选“青香蕉”苹果一箱，邮寄给北京的党中央、毛主席，表达翻身果农对党的一片深情。随后，在1958年、1959年、1967年、1968年的四年里，绍瑞口都以大队的名义给党中央、毛主席寄送苹果，每次，中央有关部门都如数汇款，并表示谢意。1968年，绍瑞口大队在接到汇款的同时，还接到党中央的回信：心意已领，请以后不要再寄送苹果。可能是有关部门考虑到，总是这样寄送也不是个办法。于是，1972年，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从这一年开始，福山苹果对北京和中央国家机关实行“特供”。如今，各种评比多如牛毛，在那个评比还不盛行的年代，“特供”不是金牌，胜似金牌。这是烟台苹果靠自己的品质赢得的崇高荣誉。从新中国诞生到“文革”前的这一时期，是烟台苹果发展的第二个高潮。烟台苹果不仅在面积、产量达到了一个新的台阶，而且赢得了崇高的荣誉。然而，随之而来的“十年动乱”，“以粮为纲”作为基本国策，使果园面积锐减，苹果质量下降，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浪潮中，烟台苹果又一次遭到了灭顶之灾。就在我们举国上下“革命”如火如荼，科技人员被赶进“牛棚”低头挨批的时候，我们的近邻日本用国光和红香蕉杂交，培育出了红富士，美国也在红星的基础上推出了名叫蛇果的苹果新品种，并迅速占领了国际市场。噩梦般的“动乱”终于结束，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烟台苹果迎来了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高潮。拥有了土地经营自主权的果农们将苹果视为第一经济作物，纷纷在承包的土地上重新栽上希望的树苗，在老果园里精心侍弄老果树。

1979年，烟台苹果出口达一万余吨。进入八十年代，国外新品种纷纷上市，日本的红富士、美国的蛇果竞相占领国际市场，到八十年代中期，烟台苹果出口量仅剩数百吨。出口出不去，国内又大量积压，烟台苹果又一次走到了盛衰兴亡的十字路口。在这期间，在各级政府的推动下，仅用了7—8年的时间，烟台苹果实现了由青香蕉、红香蕉、大国光、小国光等传统品种向红富士等新品种的转变（国外实现这种转变大约需要二十年左右），拥有新果园新品种的果农们心中充满了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