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漆器的发源地，早在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就已发现了漆器的身影。在漫长的漆器艺术史中，战国至汉代是其最光辉灿烂的时期，当时的礼仪、生活、丧葬用品，都可以用漆器制作，但工艺相对单一，在各地墓葬中出土的数万漆器文物中，绝大部分都是彩绘漆器。到了宋元明清时期，漆器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峰，这时的漆器已经从普通用品升华为艺术品，不单单数量繁多，更重要的是，除了彩绘以外，还发展出了素髹、雕漆、螺钿、金饰、建漆等多种制作工艺，在当时出现了“千文万华”的局面。
彩绘漆器自新石器时代萌芽，历夏、商、西周、春秋不断探索，至战国始吐芬芳，最终在西汉呈现最美风姿。此时漆器制作遍及全国，各种器物应运而生，中国漆器历史出现了第一个高潮。
而日本学界却认为，日本拥有自己独立的漆器文化传统，并不受中国的影响。目前在日本本州福井县鸟滨贝冢发现的漆树枝，经放射性碳素年代测定法分析，距今一万两千六百年，也被确认为世界上最古老漆树标本。DNA分析判定，日本的漆是日本固有物种。技术性更高的漆工艺品“红色漆木梳”也随后出土，漆制品经东京国立博物馆漆工室长荒川浩和先生鉴定后，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日本福井县立若狭历史民俗资料馆藏 其实在日本北海道南茅部町的垣之岛出土的6件装饰品漆器年代更早，据美国放射性碳素年代测定，被确认为9000年前绳文时代前期的漆器，其中黑漆上涂饰了红漆的带壶嘴的土陶器是此次发现的最有代表性的器物。很可惜2002年12月28日的深夜的一场大火，让这件器物与数万藏品、照片、资料一起化为灰烬。
由此可以知道两国的漆工艺是各自得土地上分别出现，之后又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时间，在中国经历了战汉时期，绘画漆器以几近巅峰，雕刻漆器也日见雏形。而反观日本，漆器的发展则相对缓慢，基本还是以素涂为主，偶有绘制也分外粗犷，与其说是绘制，不如说是用其他色漆图刷出几何图案来。直到唐代，日本开始派遣唐使，中日文化交流才再一次被促进。
在1953年至1955年的正仓院事务所调查中，松田权六看到了实物的“金银钿庄唐大刀”，所以他在其1964年出版的《说漆》一书中指出“末金镂就是后来所谓的莳绘”。他认为“末金镂”是初期的莳绘技法的名称。更进一步认为：“末金镂”这个名称也正好证明了，“莳绘”这一名称在奈良时代并没有出现，而是使用了中国式的名字“末金镂”来称呼。所以，他认为“金银钿庄唐大刀”非输入品，而是在日本制造，因为末金镂或者莳绘技法在中国没有被发现。维持了莳绘的日本起源说。之后在1965年松田权六访问了中国，由此见到了中国更早之前的漆器，因此在1993年再版的《说漆》这本书的附记中补充到：我（松田权六）看到了中国战国时期的类似莳绘的东西。
其实在中国汉代的时候，漆器以及工艺才逐渐的开始传入日本。到了唐代，高僧鉴真法师东渡日本，不仅传播了灿烂的唐代文化，同时也带去了漆艺匠师，进一步促进了日本漆艺的发展。元明时期，随着日本漆艺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以及日本漆器艺术风格的确立，中日漆艺逐渐形成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的局面。
中日在漆器上的再一次交流，已是明代早期。据记载，明永乐元年、四年、五年分多次赠送给当时的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剔红漆器百余件，被日本之后的统治者继承下来，现在多作为公私收藏，藏放在美术馆、文库、以及藏家手中。由于剔红的制作周期较长，因此永乐时候赏赐的，很可能是元代或者是明初制作，出自当时的雕漆大家张成、杨茂之手。这也使此后出现了“堆朱杨成”的匠名，一直袭名至今，已历二十一代。
到了清代，尤其是雍正时期以后，由于受皇帝个人喜好的影响，这一类描金漆器大量增加。而雍正朝活计档中将描金漆一律称为“洋漆”或“仿洋漆”。这里的“洋”指中国的邻居日本，顾名思义“仿洋漆”是指仿日本的漆艺。从其制作工艺及最终效果来看，确实已不输于日本。使得这类描金彩绘漆器，在隔海相望的两地再次茁壮成长，并蒂花开。